《第三度嫌疑人》是一部來自日本的懸疑犯罪電影，由福山雅治和役所廣司等主演，劇情精彩，耐人尋味，小編這里也給大家?guī)�來了一篇網(wǎng)友對這部電影的觀后感，一起欣賞吧！

《第三度嫌疑人》中，有一個情節(jié)讓我印象深刻：律師重盛拿著犯罪嫌疑人三隅的道歉信到死者家里了解情況。重盛拿著被死者妻子美津江撕碎的信走出來，對著同事說：“問我‘為什么要包庇這種人？’，因為這是我的工作啊。”我對這句話感觸頗大。

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正義感，剛來到法學院的法學生內心或許更加強烈。我是模擬法庭協(xié)會會長，在這個協(xié)會也待了三年，在面試的時候有一個問題我連續(xù)問了兩年：“你愿意去為一個殺人犯做辯護嗎？”，得到的答案無一例外都是否定的。我大一剛入學的時候也是一腔熱血，認為他殺了人我還要為他去辯護，那我豈不是成了殺人犯的幫兇了嗎？“法律就是代表正義，我學習法律就是想有一天能夠當上法官，將那些壞人一網(wǎng)打盡，統(tǒng)統(tǒng)給我關進監(jiān)獄。”

1、不妨來想一想，為什么要規(guī)定為犯罪嫌人辯護？

首先，國家機器可能會損害個體人的權益。法律被認為是國家統(tǒng)治的工具和手段，刑罰執(zhí)行機關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國家機器是強大的，個體是弱小的，讓弱小的個體獨自去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本就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對決。而且作為被世人所指的犯罪嫌疑人，也許就是個不懂法的個體，不知道如何專業(yè)的為自己做法庭的辯護，很有可能被國家機器損害了權益而得不到聲張，而這時就需要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權益，為他提供辯護。

其次，辯護權無法被剝奪。既然在民事領域雙方當事人都有權申請“代理人”，在刑事領域規(guī)定了被害人也有委托代理人的權利，那么根據(jù)憲法精神，人人平等，“犯罪嫌疑人”同樣也是人，其理應享有辯護的權利，而不應該被剝奪。

再者，法律產(chǎn)生的方式是民主的多數(shù)決，即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但是此時通過的法律不應該僅僅是保護多數(shù)人的權益，最應該保護的恰恰是少數(shù)人，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本就是他們讓渡了較多的權利給統(tǒng)治機關、給法律產(chǎn)生部門，才使得法律得以通過并實施。少數(shù)之所以服從多數(shù)，不是因為多數(shù)的一定正確，而是少數(shù)意識到自己屬于少數(shù)，他們的妥協(xié)換來的是多數(shù)人的好過。但是蘇格拉底就是被這樣的民主決策送上絞刑架的，這不是要諷刺甚至否定民主決策，只是想說民主也只是人造的一種制度，天生的也帶有局限性，也并非完美無缺。多數(shù)與少數(shù)是相對的，沒有一個個體能夠永遠屬于多數(shù)。一旦被告席上站的是你了，你不希望有個人替你說句專業(yè)話嗎？

最后，即使是案件的事實清楚，證據(jù)確鑿無誤，犯罪嫌疑人也應該得到辯護。就像電影里最開始的那樣，即使有證據(jù)證明三隅殺了人，但還是要給他辯護，因為有罪是一回事，有什么罪卻是另一回事，而應該判處什么處罰又是一回事了。故意殺人、搶劫、過失致人死亡、甚至共同犯罪的故意殺人，這些行為造成的后果都有可能是人的死亡，但是殺人的動機不同，判處什么樣的處罰就大相徑庭。

就像電影里律師事務所那位女生說的：“法律真是不可思議。”如果沒有專業(yè)律師的辯護和解讀，“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法律為準繩”就是一句干巴巴的口號，辯護律師就是犯罪嫌疑人的發(fā)聲者，沒有辯護人就等于沒有“發(fā)言”的權利，也就沒有人權。

2、既然法律規(guī)定了犯罪嫌疑人享有獲得辯護的權利，那么為什么我們會對刑辯律師有抵觸感？

與民商事領域律師業(yè)的蓬勃發(fā)展形成鮮明對比，我國刑事辯護事業(yè)并沒有像法治發(fā)達國家那樣受到應有的尊重，導致其發(fā)展的道路歷經(jīng)頗多波折、甚至可以說充滿艱辛。

這種艱辛，很大程度可以歸結于刑辯律師的職業(yè)道德與社會普遍道德的沖突。刑事辯護律師的工作往往不被大眾所理解，原本是法治建設兢兢業(yè)業(yè)的“燃燈者”，卻經(jīng)常被輿論冠以“罪惡幫兇”的稱號。就像電影里受害者妻子問律師的那樣，“為什么要包庇這種人？”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對受害者的同情、失去至親的悲痛，另一方面是前面說到的“正義感”，總的來說，就是社會普遍的道德。

首先，很多人理所當然的認為律師的工作就應該是維護公平與正義，就應該充滿“道德感”�？墒菍嶋H上，律師的天職是為當事人服務，是一種委托與代理的關系。律師能做的就是盡最大努力為當事人辯護，為“壞人”辯護，也為“好人”辯護，維護他的程序權利，然后心安理得地收下當事人的錢與真心或不真心的感謝。律師的作用更多地是程序性的，是不能直接訴諸道德的。維護公平與正義的職責不在律師，在代表國家行使司法權的審判長、審判員。

其次，在法律里，是沒有壞人的。我們只是區(qū)區(qū)人類，就像盲人摸象，我們相信那些我們選擇相信的事實，我們存在這樣或那樣的認知偏差。就算是壞人，也有大壞人和小壞人的區(qū)別。如果沒有辯護，小壞人可能和大壞人受同樣的處罰，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善的懲罰，對惡的縱容。法律里只有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站在被告席上的不一定是壞人，趙作海和佘祥林都曾站在被告席上。慶幸的是他們還活著，他們等到了沉冤昭雪的日子，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幸運的。呼格吉勒圖就沒有這么幸運，沉冤雖已昭雪，年輕的生命也已逝去。

最后，刑辯律師的職業(yè)道德也屬于社會道德的一部分。律師需要具有社會責任感，但首先，更重要的是律師要遵守職業(yè)倫理。而職業(yè)倫理要求律師為當事人辯護，無論他是否有罪。有罪之人因律師辯護而無罪釋放豈不是對社會有害？即使有害，這也是事實法治必須付出的成本，醫(yī)生治好了病人，病人再去殺人，你能去譴責醫(yī)生嗎？社會分工賦予我們每個人不同的角色，做好自己該做的就是責任。反而是那些收了當事人的錢，卻不盡心盡力辯護的律師應該受到譴責。正如電影里重盛律師說的那樣：“因為這是我的工作啊。”為有罪之人辯護有時會損害實體正義，同時維護著程序正義，這兩者同樣重要。

正如德肖維茨所說：“即使我了解到有一天我為之辯護的委托人可能會再次出去殺人，我也不打算對幫助這些謀殺犯開脫罪責表示歉意，或感到內疚……我知道我會為受害者感到難過，但我不希望我會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后悔，就像一個醫(yī)生治好一個病人，這個人后來殺了一個無辜的人是一樣的道理。”

以上便是我在看完《第三度嫌疑人》之后所想到的，有關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與刑辯律師的職業(yè)道德。當然我也只是盲人摸象，只觸碰到了這部電影的冰山一角，其他更多的地方，等待著你們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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