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云橋鎮(zhèn)分類定級分析報告

上云橋鎮(zhèn)基層黨組織分類定級情況

分析報告

自開展基層組織分類定級工作以來，我鎮(zhèn)按照上級有關要求和文件精神，精心組織、認真實施，已全部完成各項工作，現(xiàn)將我鎮(zhèn)基層黨組織分類定級情況分析如下：

一、基本情況

我鎮(zhèn)共有黨支部12個（其中村10個，社區(qū)2個），經(jīng)過黨政班子聯(lián)席會議研究決定，在本次基層組織分類定級工作中，12個黨支部定級結果“好”的有3個，占總數(shù)的25%；“較好”的有8個，占總數(shù)50%；“一般”的有1個，占總數(shù)的8.3%；“較差”的有0個，占總數(shù)的0%；

二、具體分析

今年來，我鎮(zhèn)創(chuàng)新機制載體，狠抓基層黨組織建設，狠抓經(jīng)濟發(fā)展，突出特點，統(tǒng)籌兼顧，改革創(chuàng)新，求真務實，使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在創(chuàng)先爭優(yōu)活動中發(fā)揮了先鋒模范作用。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需整改落實，晉位升級。

（一）基層組織建設成效顯著，彰顯黨建工作思路正確。從我鎮(zhèn)基層黨組織分類定級的結果可以看出，評為“好”和“較好”的黨支部有11個，占總數(shù)的91.7%，說明黨員群眾對基層組織建設工作是滿意的，及基層黨組織發(fā)揮了先鋒模范作用。

班子建設取得了實效，帶動了基層黨組織建設發(fā)展。我鎮(zhèn)加強了

對村支兩委干部的重點培養(yǎng)與教育，多次進行培訓，切實加強了對干部的日常監(jiān)督，提升了黨員干部的素質(zhì)。在本次分類定級自評和黨員群眾測評環(huán)節(jié)中滿意度均為98%以上。

（二）基層黨組織建設存在不足，關注自身建設穩(wěn)步推進。本次定級中全鎮(zhèn)的黨支部被評為“一般”的有1個，占總數(shù)的8.3%，因此我們不能僅看到成績，還要正視不足之處，加以改進。

黨員干部積極性有待改進。少許干部工作只能是被動應付，談不上開拓創(chuàng)新，黨員干部積極性受到挫傷。黨員干部適應性有待調(diào)節(jié)。在農(nóng)村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背景下，黨員干部無法起到信封模范作用。黨員干部純潔性有待加強。部分黨員干部服務宗旨意識弱化，對變化了的形勢缺乏觀察和研究，缺乏進取和創(chuàng)新。

三、解決辦法

（一）建立分類定級管理臺賬。在調(diào)查研究的基礎上，加強分類指導，督促各黨支部建立分類定級管理臺賬，制定整改方案。

（二）制定分類定級管理措施。對“好”類黨組織要注意選樹標桿，鞏固提高，發(fā)揮模范帶頭作用。對“較差”類黨組織，加強監(jiān)督管理，加強指導，完善工作制度。

（三）強化分類定級督促檢查。不定期對各級黨組織開展分類定級工作進行督查檢查，要強化獎懲機制，把考核結果與繼承黨組織支部書記績效報酬、表彰獎勵掛鉤。

上云橋鎮(zhèn)人民政府201*年4月13日

擴展閱讀：永遠的挑戰(zhàn)：略談歷史研究中的材料與議題

永遠的挑戰(zhàn)：略談歷史研究中的材料與議題

鄧小南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北京100871)《史學月刊》201*年第1期

歷史學是一門啟人心智的學問。它對于我們的吸引力，是與它所面臨的挑戰(zhàn)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誘導我們走上這條學術道路的，應該說，正是歷史學所仰賴、所辨析的豐富材料，也正是歷史學所關注、所回應的特有議題。

“材料(史料)”與“議題(問題)”，是歷史學家終日涵泳于其間、終生面對且盡心竭力處理的對象。從某種程度上說，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決于論著者對于“材料”與“議題”的把握方式。在各學科體系重組、知識結構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實質(zhì)性的學術突破，而不是滿足于用語、詞匯的改變，則必須從議題的了解與選擇、從材料的搜討與解讀開始。

一

就歷史學而言，材料(史料)是我們的源頭活水。梁啟超在其《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彼�也回應了何謂“史料”的問題，指出：“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jù)傳留至今日者也�！�(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四章《說史料》，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第54～55頁)對于材料的敏感程度和調(diào)度能力，無疑是對研究者基本素養(yǎng)的考驗。

新議題與新研究的出現(xiàn)，有賴于史料范圍的不斷開拓。當年傅斯年先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說法，正體現(xiàn)著這方面的殷切提示。今天的青年學人，頗由于議題難尋、材料匱乏而感覺困擾。走出困境的努力，一是尋求新的材料，二是重讀再解原有的歷史材料。

所謂不斷開拓，首先是對于新材料的開掘與運用。新材料中的一類，是諸如甲骨文、簡帛、出土文書、內(nèi)閣檔案等新發(fā)現(xiàn)的材料，前輩學者對此給予高度的重視與期待。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边@些新材料，不僅彌補了史料的不足與缺失，更促使著新問題的產(chǎn)生，決定著新的問題回應方式，影響著其后史學發(fā)展的路徑。這類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未必能夠隨即還原出歷史的本來面目，或許帶給我們更多的是由此產(chǎn)生出來的新問題。而學者的任務正在于從這些新出現(xiàn)的問題出發(fā)，尋求更多材料的支持，找出解決各類新問題的途徑與方法(參見盧向前：《新材料、新問題與新潮流關于隋唐五代制度史研究的幾點看法》，《史學月刊》201*年第7期)。

新材料中的另外一類，則是盡管長期存在卻一直被忽視的“邊緣材料”。這類材料從人們視而不見的背景下“涌現(xiàn)”出來，更是依賴于問題意識帶動下的新視角和新眼光。社會史領域的學者們首先感到，要突破根深蒂固的“經(jīng)典話語系統(tǒng)”，需要把研究的取材范圍從精英著述擴大到邊緣材料。這里既包括文字資料的拓展(例如正史等傳統(tǒng)文獻之外的檔案、方志輿圖、墓志碑銘、宗教典籍、醫(yī)書、筆記小說、詩詞乃至書信、契約、婚帖等)，又包括對于各類實物、圖像、出土材料、考古遺跡乃至情境場景(發(fā)生環(huán)境、社會氛圍等)的綜合認識及其與文字資料的互補和互證。材料出“新”，有賴于眼光的“新”。敦煌文書的學術價值，絕非莫高窟的王道士者流所能夠揭示；內(nèi)閣大庫檔案究竟作用何在，反映著不同學術眼光之間的差距與更迭；如果沒有傅斯年、陳寅恪和李濟等人所代表的新史料觀，沒有他們心目中新的史學追求與問題關懷，殷墟發(fā)掘也不可能具備“近代”之意義(參見王沉森：《甚么可以成為歷史證據(jù)：近代中國新

舊史料觀點的沖突》，收入氏著《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社201*年版，第343～376頁)。

新材料可以帶動新議題，但有些領域不夠幸運，沒有足以刺激新議題、沖擊原有研究體系的新史料發(fā)現(xiàn)，這就更加有賴于傳統(tǒng)史料的再研讀。嚴耕望先生曾經(jīng)說：“新的稀有難得的史料當然極可貴，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從人人看得到、人人已閱讀過的舊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治史經(jīng)驗談》，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6～30頁)黃永年先生在談及治學經(jīng)驗時也說，他從不坐等稀有材料的出現(xiàn)，而是繼承了陳寅恪、顧頡剛等老一輩學人的做法，“撰寫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習見之書，要從習見書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問題”。“習見書如紀傳體正史中未被發(fā)掘未見利用的實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幾輩子也用不完”。(黃永年：《我和唐史以及齊周隋史》，《唐史十二講(代前言)》，中華書局201*年版，第8頁)通過對于“舊”史料的再思考、新鏈接，能夠使其凸顯出以往不曾發(fā)現(xiàn)的新意。梁庚堯先生在其《宋代太湖平原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問題的再檢討》一文中說：“本文所引據(jù)的資料，雖然多半出于前輩學者所已使用的范圍，但會有一些個人不同的組織與運用，以及進一步的比較與闡釋�！�(《臺大文史哲學報》201*年第5期)同樣的材料，切入角度不同，組織方式不同，呈現(xiàn)出的研究面貌便大不相同。

任何專題，都寓含在歷史的整體脈絡之中；任何研究，都需要有基本的材料面。網(wǎng)絡電子資源的豐富，使得今天的資料搜討手段遠遠勝于以往，同時也對研究者的解讀、分析、綜括能力提出了更為嚴峻的挑戰(zhàn)。

對于材料，不能滿足于檢索搜討，也要注重平時的閱讀。老一輩學者經(jīng)常提醒我們，要看書，不要只抱個題目去翻材料。只抱著題目找材料，很容易漏過真正重要的題目。我們在起步階段要想打下比較堅實的材料基礎，至少需要一兩部有影響力、有分量的史籍用來“墊底”，通過下功夫精讀，儲備基本知識，增強解讀能力，壓住自己的陣腳；進而“輻射”開來，逐步擴大材料面。

進入專題之后，要爭取“竭澤而漁”，要善于選擇最能切近主題的具體材料，這就如同人山采礦，第一反應是要了解資源何在，然后要能深人群山。特別是要充分調(diào)度角度不同、類型不同而彼此有所發(fā)明的材料，形成恰當?shù)摹安牧辖M合”。能把哪些材料攬入視野，如何組織這些材料，直接決定著問題的闡發(fā)程度。

對于材料，不僅能收集梳理，還要會比對辨析�！皻v史”本身的歷史性，使得史料必然帶有特定的時代印痕與記述者的理解，不可能純粹客觀；對于歷史“真相”的追索與逼近，注定是一輾轉艱難而無止境的過程。材料的比對，或許正是這一過程的出發(fā)點。通過材料組合與比較．找出其異同，確定值得闡發(fā)的“問題點”進行辨析；辨析中可能牽涉到“事實”，也會關聯(lián)到“書寫”。例如，在現(xiàn)存史料中，有關宋代尚書內(nèi)省的記載，簡略混沌，僅就該機構政和三年(1113年)改制一事的性質(zhì)，《宋會要輯稿后妃》、《宋大詔令集妃嬪》、《九朝編年備要》、《宋史》徽宗本紀及職官志等的說法即頗多差互。通過辨析，或印證，或質(zhì)疑，都會給我們提供更為具體而廣闊的研究空間。

研究中使用的關鍵材料，要真正讀通，要善于“擠壓”、“榨取”，充分提取其中的信息。讀通，一要依靠相關的知識背景，二要勤于查詢。有位博士生，在討論隋代的禁衛(wèi)武官時，引述《隋書》卷四三《觀德王楊雄傳》“遷右衛(wèi)大將軍，參預朝政”的說法，認為“楊雄為右衛(wèi)大將軍，可參與朝政，可見禁衛(wèi)武官不僅帶兵也有決策權”。其實這正如《資治通鑒》胡三省注所說，是“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九二，貞觀元年七月條胡注，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036頁)之濫觴�；�本理解出了問題，導致結論失當，也使得本來可以用來討論制度變遷的寶貴史料從我們的指縫間輕易流失。

二

大陸歷史學界，有許多傳統(tǒng)的優(yōu)勢，也承負著迫切尋求學科生長點的壓力。是否能夠準確地把握到學科的“生長點”，關鍵在于是否能夠敏銳地觀察到學術前行過程中核心的“問題點”。

“問題(議題)”對于我們的研究，具有一種先導意義。新史學是在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刺激下產(chǎn)生的，理論的指導意義不容低估，而理論往往產(chǎn)生于回應“問題”的過程之中。正如于沛在《沒有理論就沒有歷史科學20世紀我國史學理論研究的回顧和思考》一文中所說的，“回顧20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的歷程，可清楚地看到史學理論的研究和建設，是中國史學發(fā)展不可替代的前提；而史學的發(fā)展，又不斷提出新的理論問題，有力地促進了對歷史進程或歷史學自身一系列理論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史學理論研究》201*年第3期)。201*年，廈門大學歷史系曾經(jīng)召開題為“史料與方法21世紀的中國歷史學”的學術研討會，收到了積極的效果。有參加者指出，“史料”與“方法”在實踐中并非對立，能將二者聯(lián)系起來的關鍵是新的問題意識。有了新的問題，原有的史料會變成新史料，相應也會產(chǎn)生新的方法去處理這些新的史料，繼而形成新的體系。也就是說，引導出新方法的，往往是新的“問題”。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學者個人研究方向的選擇甚至畢生的學術事業(yè)，往往都是由廣闊的“問題群組”引導的。

有種現(xiàn)象或許值得一提：我們時常感覺到，當試圖說明“問題”這一概念時，難免遇到解釋中的紛擾：是指“疑難”、“困惑”、“麻煩”、“錯誤”，還是指“題目”、“議題”或“關鍵”?這種語匯匱乏的狀況，和西方語境中對于“question”、“problem”、“trouble”、“mishap”與“topic”、“issue”、“point”等詞匯的細致區(qū)分迥然有別。毋庸諱言，這正體現(xiàn)出在我們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中，對于這樣一組相關范疇的認識并非充分。近年來，不少研究著述、學位論文著意于“選題緣起”，會以“問題的提出”開篇，反映出注重問題導向的趨勢。學術議題的背后，牽系著研究者的問題意識。這種意識貫串于研究的全過程之中，即是要通過思考提出問題，展開問題，回應問題�！皢栴}”決定于眼光和視野，體現(xiàn)出切入角度和研究宗旨，寓含著學術創(chuàng)新點。

“問題”不僅是研究的導引，也有益于促進融通。對于“問題”的關懷，使得各個研究領域的切分界限不再清楚，有利于調(diào)動諸多學術門類的研究力，實現(xiàn)多學科的交叉與結合。就研究領域而言，筆者個人曾經(jīng)接觸過宋代政治、文官制度、區(qū)域性家族、婦女史等方面的一些論題，在感覺捉襟見肘的同時，也體悟到課題之間的關聯(lián)。歷史現(xiàn)實中本來沒有那么多的畛域和屏障，人為將其拆開是為了研究的專門與方便，而這種切割可能造成理解中的隔膜與偏差。近些年的學術實踐使我們看到，以“問題”為中心組織研究，是跨越學科界限、促進交匯融通的有效方式。

如同史料需要“再發(fā)掘”一樣，有不少學術議題，看來有成說、似常識，其實具有“再認識”的空間與價值。歷史學的任務，就是無休止地認識與再認識。社會性別史的研究者關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女性的活動空間問題，而如何認識家庭“內(nèi)／外”，并不像表面上那樣容易斷定與區(qū)分。高彥頤對于明清女性“空間與家”的研究，即針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再討論。(《“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第3期，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5年版)

認識的“舊”與“新”，不在于提出的先后。要真正保持歷史學的創(chuàng)造性活力，重要的是要保持從研究心態(tài)到方法理路的常新。我們應該更加關注提問的方式，學習有層次地展開與回應。研究論著的內(nèi)容是否具有新意，有時即取決于提問的角度與方式是否敏銳而個性化。提問要自“原點”出發(fā)，防范簡單化標簽化的主觀預設；問題不是凝固的平面板塊，要依其自身邏輯拆解分剝，以凸現(xiàn)其“立體”性；設問不能叢脞混雜地堆積鋪排，要把握其內(nèi)在關聯(lián)，“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進階衍生式地合理組織。對于問題的回應，既要立論鮮明、自成一說，又要盡量保持其開放性。

三

回顧上一世紀中國歷史學的發(fā)展路向，研究者常將以往代表性的學者分為“史料派”與“史觀派”，而仔細看去，史料派并非不具備史觀，史觀派也離不開對于史料的詮解。傅斯年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的說法，引起過許多詮釋與爭議。桑兵教授近期的研究，“用傅斯年的辦法來研究傅斯年的想法”，對此有十分深入的討論。(桑兵：《傅斯年“史學只是史料學”再析》，《近代史研究》201*年第5期)在傅斯年這輩學者眼中，史料學顯然并不簡單等同于史料。如鄧廣銘先生指出的，“這一命題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種理論、某種觀點立場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個從事研究歷史的人，首先必須能夠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鑒定其真?zhèn)�，考明其作者及其寫成的時間，比對其與其他記載的異同和精粗，以及諸如此類的一些基礎工作。只有把這些基礎工作做好，才不至被龐雜混亂的記載迷惑了視覺和認知能力而陷身于誤區(qū)，才能使研究的成果符合或接近于史實的真象”(《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自序》，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頁)。事實上，在對待與處理史料方面具備特有主張與方式，并形成為學說派別，方可稱之為“學”。

任何一種具有解釋力的研究模式，都需要由微見著的考訂論證作為其邏輯支撐。日本學者一些框架性很強的研究概念，例如“唐宋變革論”、“豪族共同體論”、“基體展開論”、“朝貢體系論”、“地域社會論”等等，也都是從問題的討論中、實證的基礎上提煉生發(fā)出來的。歷史學的議題，有的重在甄別史實、敘述事件，有的重在闡釋、解構與建構，但無論哪種情形，都離不開材料，離不開實證。從根本上講，這是由歷史學的學科性質(zhì)及特點所決定的。楊訥先生在《丘處機“一言止殺”再辨?zhèn)巍芬晃闹姓f：歷史學是一門重實證的學科。“一言止殺”故事，可以分解為相互依存的兩個方面，一是丘處機進言止殺，二是成吉思汗聽其言而止殺。若主張“一言止殺”實有其事，則理應對上述方面均予舉證。(《中華文史論叢》201*年第1期)在一些面向大眾的博物館中，會把對于“歷史”的追索比做尋蹤破案，這也體現(xiàn)出“舉證”的重要。學人研究中可能依靠不同的材料；有時從同樣的材料中，也會讀出不同的內(nèi)容、看到不同的問題，而“舉證”則構成對話交流的平臺。歷史學的探索，是一項實踐性很強的工作。出色的研究，往往從好的問題開始；而“好”問題是和學術前沿連帶在一起的。“問題”的出發(fā)點，就是自己的學術起點。設問是在學術史的語境底下提出，需要從學術史的回顧開始。學術規(guī)范形式上是一系列技術標準與規(guī)則，實質(zhì)上體現(xiàn)著學術意識與境界，是使學術受到尊重、取得進展的根本保證。學位論文的“問題”，要具體真切、指向性強，而非懸游浮泛。議題展開是否順暢，關鍵在于“問題”的組合方式，這決定著材料的調(diào)度格局，也決定著脈絡的清晰程度。如何合理組織大小問題并引導自己的研究過程，考驗著我們的綜合能力。對于不同的議題，不同的學人，“合理”的方式自然各異，但總體上說，需要大邏輯套攏小邏輯，延展中盡量層次化、綿密化。要注意前與后、彼與此之間的銜接與區(qū)別、延續(xù)及斷裂；特別是，不僅要注意演進的端點，還要注意連接兩端的路徑與橋梁，探究過渡的層面、鏈條中的環(huán)節(jié)，這有助于形成新穎切實而富于洞察力與啟發(fā)性的認識。

論文寫作中，“材料”與“議題”彼此不能“錯位”。曾經(jīng)有位同學撰寫《元代兩浙婦女生活初探》，副標題是“以《鄭氏規(guī)范》為中心”。我們知道，“婦女生活”是指一種社會“實態(tài)”，而《鄭氏規(guī)范》體現(xiàn)的主要是“規(guī)范”及其滲透的“理念”，如果僅用《鄭氏規(guī)范》這一材料來討論婦女生活這一議題，二者容易發(fā)生錯位。

四

隨著一波波“新史學”浪潮的出現(xiàn)，歷史學的“史”與“論”、材料與議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中心話題，而前行道路上的探索與周折，也通常是由此而起。

理論與方法，對于歷史學來說，是啟示而非模式。吳承明先生贊成“史無定法”之說，并且解釋道，“史無定法”有一個中心點是實證�！拔彝瑫r把一切理論都看成是方法”。他認為，在方法論上不應抱有傾向性，而是根據(jù)所論問題的需要和資料等條件的可能作出選擇。這一提法，把所有理論都還原為從事歷史分析的具體工具，無疑具有促進思想解放的作用。(參見李根蟠：《市場史、現(xiàn)代化和經(jīng)濟運行吳承明教授訪談錄》，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69，201*0202；吳承明：《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王學典：《近五十年的中國歷史學》，《歷史研究》201*年第1期)在歷史學的脈絡中看，適用的“方法”，正是植根于特定的材料與問題之中。

史料的開拓與問題意識的形成，是學術事業(yè)的基點，是健康學風的要求，離不開學術敏感，離不開自覺建設。從這一意義上說，材料與議題，是對于學業(yè)切實的引導，也是對學人永遠的挑戰(zhàn)。

收稿日期201*1030

作者鄧小南，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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