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人格》讀后感

　　1937年5月，商務印書館印行了一本小冊子，該書一時洛陽紙貴廣為流傳。書中記述了中國古代忠義之士的8個故事，取名為《中華民族的人格》。編著者為張元濟，時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借由該書，先生希望告訴國人，我們這個民族從不缺少頂天立地的豪杰，他們或重然諾，講信義，或臨危不茍，忠肝義膽，甚或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這才是中華民族的真人格、真精神。

　　仁義禮智信何須多談!忠君體國，是歷代君子的操行。不過這些年來，中國文學史開其端，都太愛談人性，漢奸的行徑有時竟以“人性的復雜”往往就能瀟灑推脫，或是成了心理分析的好玩案例，比如說汪精衛(wèi)因為“自戀”而淪為漢奸云云。和平時代，繁華世界任爾胡說八道，但在那個時候，張元濟面對的又是怎樣的一個世道?1937年5月，那是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的前夜。

　　然而，頗有人是看不上這本書的，說是一個個故事都是一個死字，留不下活口，血淋淋的。可能我們已經(jīng)忘了，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的，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為人民利益而死，毛主席說的是張思德同志，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那些替法西斯賣力的人呢?沒錯，就是那些漢奸和反動派。比如，曾幾何時，汪精衛(wèi)們風度翩翩，陳公博、梁鴻志還有如今聲望不小的知堂老人周作人，都是當時一等一的新舊文化的士大夫。那又如何，心中再有安頓，也是背棄祖國。

　　進士張元濟當然也是一等一的舊文化的士大夫，商務董事長張元濟更是一等一的新文化人。溫文爾雅的張先生在抗戰(zhàn)前夜寫就的這篇篇帶血的故事，當然不是為了好玩。當時的中國和日本的差距，完全就是一個傳統(tǒng)的前現(xiàn)代的農(nóng)業(yè)國和一個現(xiàn)代化的工業(yè)國家之間的差距。但是，能因此放棄嗎?如果不放棄，我們又能如何?于此之間，汪精衛(wèi)們和民族脊梁的差別高下立見，在這本小冊子里，張元濟的選擇是幾乎不近人情的，無論是開篇趙氏孤兒的故事，還是后面所說的伍尚的完美人格、子路的從容赴死、豫讓的國士無雙。

　　開篇就是趙氏孤兒的故事，張元濟夸獎得直截了當：“公孫杵臼的死，是死于忠;程嬰的死，是死于信。”

　　楚王抓了伍尚和伍子胥的父親，告訴他們?nèi)绻�回來就放了他們的父親。 伍尚明知這是個必死無疑的圈套，但是依然選擇去救父親，讓他的弟弟活下來報仇。

　　子路于衛(wèi)國公室之內(nèi)亂，明知事不可為而為之，遂結(jié)纓力戰(zhàn)，從容赴死。

　　豫讓是晉國的士，輾轉(zhuǎn)范氏、中行氏，在智伯那里得到了重用。后來智伯一族被趙襄子聯(lián)合韓魏兩家給滅了，頭骨也做了酒杯。豫讓就立志為智伯報仇，志氣堅決，一連兩次，最后伏劍自殺。

　　這些忠義的人其實都可以不死，但是他們最后都選擇了死，這里并不是有不得已的原因，這里的死，都有著更加重要的理由和原則，甚至比生命還重要。這其中有臣子的忠義，有君子的孝悌，有大復仇的精神，有報之以國士的自覺。這些事情是很難的，但正如豫讓所言：“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后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

　　筆者以為，面對“先進”與“落后”的文明沖突，“落后文明”的真正問題不在于科學技術(shù)的差距，而在于“落后文明”對本文明的歷史和傳統(tǒng)有無信心，以及有無決心和能力追趕所謂“先進文明”。什么是愛國主義，這就是愛國主義，張元濟先生的這本《中華民族的人格》就是實實在在的愛國主義的光輝篇章，這也是為什么，日寇要禁毀此書的理由。

　　所幸以中國之大，祖德之厚，尤其在民族危難之際，志士仁人更是前仆后繼。就在《中華民族的人格》出版的那一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繼淪陷，抗日戰(zhàn)爭全面打響。無數(shù)中國人像這本書里提及的義士那樣，不畏死，不懼難，千家炮火千家血，一寸山河一寸金，投身烽火硝煙，筑起血肉長城，直至取得最后的勝利與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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